家有蛮女

我对大学教育的三个忧虑

    ——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答采访者问

钱理群

⊙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

⊙我所说的“新科举制度”，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在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一位大学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举例说明：我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我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我的心却隐隐作痛。

⊙我有时觉得很奇怪，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要放权，分权，教育部门似乎是一个例外

⊙我又想起了赵丹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教育行政部门管得太具体，教育无希望。”

⊙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问：十年前，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夕，您曾写作《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掀起轩然大波。十年过去了，您有什么新的想法？

答：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校庆日变成反省日，“如果真的爱北大，希望北大在实现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就应该、也必然像前辈那样，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种种黑暗，不足，失误，知羞，知愧，以至知耻，并敢于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胡适当年以教务长的身份，公开承认北大学术上很少成绩，这需要多大勇气和自信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竭力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借口，来压制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在我看来，今天的问题依然如此，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老是害怕“否定成绩”，总是千方百计地掩饰失误，否认教育危机的存在，自欺欺人。其实，这十年来教育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会去否认，也否认不了；但教育危机的存在，也是客观存在，不承认也依然存在。我常说，我们教育的硬件发展，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但教育软件的问题多多，在某些方面比过去更严重了。在硬件获得了大发展以后，就应该着重解决软件问题，第一步就是要敢于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问：由您担任主编的北大11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寻找北大》日前推出，您在序言引用鲁迅的话说北大“失精神”。您所说的教育软件问题，是不是就是“失精神”问题？

答：我在序言里是这么说的：“北大‘失精神’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这就是说，今天需要反省的，不只是北大的问题，也不是和我们自己无关的问题。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太多，我们这里还是把问题集中在对包括北大在内的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反省上，同时也要讨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学里的老师的责任的问题。

问：那么，你认为，北大和中国大学教育“失精神”，主要表现在哪里，我们的反省应该从哪里入手？

答：我在十年前那篇文章里，就提出：“对我们教育的反省，包括对北大教育的反省，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还是坚持这样的意见：所谓“失精神”就是失去了“大学精神”，远离了大学教育的本质。

问：那么，您认为“大学是干什么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学何为？”

答：这个问题，是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的。我的思考集中在一点：大学教育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功能？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轨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保守”也就是“坚守”。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当整个社会陷于喧闹，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空气被腐败所污染，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于浮躁，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有定力。

但今天说这些话，确实是“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大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不清洁；社会浮躁，大学更无定力。今天大学教育已经被实用主义所裹胁，其背后又隐含着虚无主义——除了时尚和利益，一切都不可信，不足靠，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这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这是一种大学本性的丧失，大学教育的堕落。

大学的作用、功能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本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带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是大学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大学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实形态的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应和“现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保持本质上的张力关系，保持某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势，这才有新的创造的可能。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的能力，怀疑、批判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想象力，独立创造的精神与能力。大学是绝对不能成为“现状”（无论是政治，社会的现状，还是思想、学术的现状）的维护者，辩护者的，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它和前述“坚守精神”相反相成，构成了“大学精神之魂”。

在我看来，大学的教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和理想，以及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的追求，而绝不是国家的意志，也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拒绝使自身成为利益集团。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的特立独行，也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创新，文化和价值的真正重建，才可能使思想、学术的创造成为社会的“公器”。

但在中国的大学现实里，大学教师和学生要保持独立，对社会发挥独立作用，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体制对大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大学及大学里的教师、学者成为现状的维护者与辩护士。所谓“教育为……服务”，都无一不在逼迫大学放弃作为其生命线的批判与创造功能。这是对大学精神的践踏，是从根本上瓦解、摧毁了大学的根基，我们说这些年中国经历了教育的大崩溃，就是指此。

问题是，这样的要求是得到有效的执行，得到知识分子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这乃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是有相应的制度保证的。这就是这些年日见成熟的，我所说的“新科举制度”。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这是典型的“请君入瓮”，但它又是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最初是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入，而一旦从中获得好处，就会由无止境的利益冲动和欲望所驱动，入其中而得其乐，进而乐不思返，就真的被“收编”了。收编的代价就是放弃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批判和创造，自动、半自动地抛弃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良知。——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还会长期演下去“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问：您的这一分析很具震撼力。我感兴趣的是，您今天为什么要重谈十年前即已提出的“失精神”的问题？这十年间出现了什么新问题，让您特别担忧？

答：新问题很多，我想谈三点。

首先从一件我称之为2007年“心中之痛”的事情说起：暑假，我应邀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我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的经验和体会。在演讲结束后的讨论中，一位大学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举例说明：我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我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我的心却隐隐作痛。我无意指责这位年轻老师，我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向我提问，是因为他自己在上课时，也经常被这样问道：“你的课，和学生的就业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上的必要，也没有人愿意听。那么，今天的大学，就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职业培训班”了。

以后，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一新生刚来报道，学院院长率领教师先约见新生家长，提醒家长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孩子毕业以后选择哪种职业方向提前作好规划”，北大还专门派人指导学生如何“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要学会‘攻关’”。我曾经为中学教育成了为应试服务的工具，和应试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中国的中学，而痛心疾首；现在，我又产生了这样的担心：难道大学教育真的成了为就业服务的工具，和就业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的大学？如果真是这样，我真的惊诧莫名了！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就业”，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起实际作用的（而不是口头宣扬、文件上写的）教育逻辑，而且已经为相当多的教育行政部门，校长，老师，家长，以至学生实际上所接受，反过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问：您的担忧确实有道理。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又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您怎么看待“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呢？

答：我曾经对一些大学生说：这可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不幸：读中学时遇到了“高考难”，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遇到了“就业难”。如何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个挑战。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与“指导”就是这么产生的。我想谈四点意见。

第一，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所培养的大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某些缺陷和不足，这确实需要调整，这应该是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其二，大学生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更重要的是精神素质的问题。这些年经常谈到的诸如独立自主能力（包括生活能力）较差，缺乏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知识面狭窄，以及独立思考、创新能力不足，等等，其实，所暴露的，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问题。大学教育正应该补这一课，加强“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的教育。“立人”与“就业”并不矛盾，而是其前提。如果舍弃“立人”的根本，而只着眼于具体的操作技能，不仅是舍本逐末，更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其三，我们对就业的要求，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在未来的信息社会，知识的更新、开拓是极其迅速的，人的社会职业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会出现多变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它所要求的人才，必须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是说，即使从就业的问题着眼，为了适应职业变化的长远需要，大学教育也应当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应变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要着重打好基础，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利用文献、工具书的能力等等），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计算、实验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等等）和具有开放性、广阔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有了这些基本能力，就有了终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才真正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的人才市场的需要，并且在人才竞争中始终占据高位。相反，如果在大学里的学习，只一味追逐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十分狭窄，即使取得一时之效，由于“底气”不足，应变创新能力差，在持久的竞争中，就会落后，以至被淘汰。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学养、素质的竞争。

其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具体职业技能的意义，但那是可以通过职业培训来解决的，大学教育中也可以有适当的职业培训的内容，大学毕业以后，也还要继续这样的职业培训，我们讲“终生学习”，就包括不断接受职业培训；但绝不能将大学办成“职业培训班”，这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

问：您的第二个忧虑是什么呢？

答：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感到，却又无可奈何的教育体制问题。在我看来，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无论怎样批评，都纹丝不动，而且变本加厉，原因就在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

我有时觉得很奇怪，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要放权，分权，教育部门似乎是一个例外，不断地进行权力的扩张，连中小学音乐课、体育课上什么内容，都要统一规定。这就形成了对学校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同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

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形成了对教师的学术权利、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这就使我想起了一件大学教育史上的往事：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说“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部一科员之不如”。面对当年的“抗辩”，看看今天的现实，真令人感慨万端。我又想起了赵丹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教育行政部门管得太具体，教育无希望。”

问：那么，您的第三个忧虑又是什么呢？

答：我对我们的教育，包括北大教育所培养的一些“尖子学生”（当然不是全部）感到担心。这是教育的两极分化在另一端所结出的恶果。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教育，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具有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应该有社会承担意识；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问题的严重性，大概也就在这里，弄不好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欠下的一笔无法偿还、弥补的债。

以上所说，都是心有所忧，不得不言。或许是杞人忧天，我自己也但愿是杞人忧天。也许会有人认为是“耸人听闻”，我也只希望人们能认真听一回，在这个“欢喜喜鹊，憎厌枭鸣，只拣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鲁迅语）的时代，听听不祥之音是有好处的。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对自己的言说，特别是言说的作用，也是怀疑的。

                                                  （2008年4月5日）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这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形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这就是“民国那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鼓掌）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心灵的探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别人评价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长时间的鼓掌）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质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